（一）法律下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 法律下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不能回避国家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正当性问题。

在前述兰州立法学会议上，杨景宇从党的群众路线角度谈了他对民主立法的认识。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有不少经验，但各地方的立法做法不一。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在禁放方面立法的失败。张春生则认为，不宜将科学立法解读为法的内容的科学化，否则就等于将法律法规与科学结论划上了等号。我国长期处于改革阶段的实际，就决定了很多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立法预见的困难，以及实现科学立法的困难。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确定为2000、2500或者3000元，显然超过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即使现在立法确定为3500元，实际也超过了不少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加强立法中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激活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出议案权。当然，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了使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需要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马克思设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我们不可否认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例如曾志。习近平同志讲求实效的一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要真正实现从严治党，必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要求，更是真正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另一种是把劳资关系看成无利益之争的合作关系或者和谐关系，忽视劳资双方对于合作剩余分配上的冲突。共产党员应该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有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

很明显，列宁所说的是集中制，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3.1.2.1 阶级性淡化 中国共产党最初建党时也许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自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时起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就是农民党了，因为农民是红军的主要力量。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也有了，但关于党中央组织的选举规则还没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怎么衔接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党导民主需要建立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之间的确定的规则桥梁，这个桥梁现在是以潜规则的集中民主制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重大事项都是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委员会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之后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贯彻落实。

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交易是等价的，那只有神经病才会去做交易，因为交易还会花费交易成本，自愿的行为总是有利可图的，而不会无利可图或者做亏本买卖。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放弃的要更多，责任和担当要更大。1920年列宁仍强调：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如果想始终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保持领导党和执政党地位，必须采取务实的制度激励措施来吸引优秀的、高尚的各阶层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样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之后的集中。三个统一和四个善于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主权同时存在的必然要求，党导法治要求将统一和善于上升到制度层面，党导法规体系就是统一和善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资本家从来没有用棍棒压迫工人劳动，工人是自愿选择给资本家打工的，如果你自愿打工，然后你又说你被剥削被压迫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嘴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扬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3.5.3 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的双重身份导致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理解上的混乱。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有点像在野党，按照现代政党的模式运行，只不过不需要进行竞选。以特别高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员意味着要么中国共产党员特别少要么就是虚伪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邓小平以党政分开理论和实践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曾经犯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曾经错杀不少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的无辜。与永远光荣和正确相比，中国共产党宣誓敢于纠正自身的错误和努力做到三个代表更具有可信性。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党导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双重法治体制，双重法治体制必须解决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双层法治体系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必须通过党导法规治系统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分别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又通过何种民主途径连接起来呢？ 我国的宪法和党章宣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意味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民主模式都是民主集中制。

人与人之间要想实现合作必须要对多出来的1的分配达成协议。关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刘少奇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

3.1.2.3 兄长当家与先进治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绕，老百姓记不住，老百姓可能记得德、智、体，老百姓只能看到身边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干部。支撑‘中国模式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生命力和优势来自民主集中制。我们由此大致可以得出几条结论：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想将民主和集中的优点都集中起来。……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执政权的合法性是要经过人大选举等法定程序确认后才具有的。劳动者不劳动也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样劳动者可以避免在劳资讨价还价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

在1905年12月俄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体，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

与国家法治原则一样，为了实现党内规治，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党内规则是可预期和不溯及既往的。3.3.1 列宁的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最初是由列宁提出来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民主之后的集中制，是集中制。

立宪党导制坚持人民主权，而非党主权，这是宪治的基石，立宪党导制同时肯定代表全民利益的先进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立宪党导制不是立宪的一党主权制，而是立宪的一党领导制。例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安排怎么过渡到国家权力，现在都是以非正式规则出现的，与中央高层的政治操守有关，不确定性很大，对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构成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大量新的党导法规来保证党对国家的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财产限制将无产者和奴隶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是防止无产者联合起来瓜分有产者的财产，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1904年，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虽然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党怎么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则，现实中只能依赖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所营造的政治生态。

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不错，从时间上来看，所有国家、所有个人都是生活在公元2015年，然而，不同国家、不同个人现实中所处的发展时期是不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个人都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然而，新时代的全球化和互联网导致世界是平的，导致各国人民觉得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发展阶段。

党导法规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非正式规则。在列宁的这段话里说的都是民主制，与他说的中央专制独裁更没有关系，列宁的集中制与民主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要从民主制说起。